陈忠实记忆中的陈忠实老师( 二 ) 他的

白鹿原
一晃就是两年多。2011年7月21日，我打电话给陈老师，说想去拜访，陈老师说他家中有事，等几天再见，要我将手机号码给他发过去。三个月后的10月22日，他打来电话，说最近有空，可以一见。我问次日可否，他说可以。次日，下起了小雨。一大早，我到石油大学北门，在门口买了一条长城牌细支雪茄、一箱奶，还有一些水果，直奔他的工作室。2003年开春，陈老师从西蒋村老屋回到西安，一直在这里工作见客，直到病重住院。工作室在一幢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旧楼上，同周围簇新的高层比起来，显得颇为陈旧和沧桑。门铃上的数字已漫漶不清，需要按照排列顺序来推测。反应也很迟钝，按了好久，才听到陈老师的声音。上到三层，防盗门已经推开。我喊了一声陈老师，他连声说：“进来，进来！”踏进屋内，陈老师从沙发上起身，说：“来就行了，带东西干啥？”我说这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，笑着将手中的东西放下。他招呼我坐下，拿纸杯，打开茶叶罐，用长柄的小木勺舀茶叶。我们平时招呼客人，都是用手捏茶叶，由此可见，陈老师是个心很细的人。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他的灰蓝色的已经泛白的秋裤。这种秋裤，在《白鹿原》出版的90年代，我也曾穿过，那已是近二十年前了，此时已经很少见。
陈先生在书房里
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：我不知道他是简朴还是恋旧，竟然还穿着早已淘汰了的旧物。我打量室内，客厅很小，是过去的两室一厅，大概五六十个平方。房门对面，是一条长沙发，上面和靠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，剩余的空间，也就一个人能够坐下。茶几上香烟、卷烟和茶叶散乱地摆放着，烟灰缸的凹口上，搁着半截熄灭的雪茄。电视声音很小，正播着球赛。泡好茶，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点燃了那半截雪茄，开始聊了起来。他聊发表不久的短篇《李十三推磨》，讲到自己上高中时推磨的经历，很投入，我尽量跟着他的讲述，想象推石磨子的情景，不过那种辛苦却难以感同身受。他说自己最近打算写王鼎的小说，但材料太少，还在准备。聊到十二点多，我邀他一起吃饭，他说中午要午休，一般不同人吃饭。临走，他问有没有雷达点评的《白鹿原》，我说没，他说那送你一本，拿书，签名，盖章。我们一同出家属区门，他到学校食堂吃饭。
之后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问陈老师。有时我打电话，问候我的身体状况，交流关于文坛的信息；有时朋友来拜访，我会带着他们。有时候我带朋友同学去找他签名，或者拿到字；有时候我也会给他我自己的文章或者和他相关的评论。2011年底，我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老式诗给他看。他很高兴，说如果我愿意，他可以把它们送到某个地方。我觉得不成熟，就说先放一边，然后再改，以后再发。这么说，后来确实做了修改，但是他死后，这些老套的诗还是没有出来，他也没有看到。我喜欢去拜访他。他对生活、文学、社会的自由闲言碎语，是伴随着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而来的，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。这种闲言碎语，当然涉及到对文坛内幕的揭露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，有些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。有一次，他谈到80年代末90年代，北京的丛、都想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但副理事长的选拔要考虑地域平衡、各种风格的平衡、性别、民族等因素，副理事长不可能集中在北京，所以没有被任命是很遗憾的。他还问我如何评价一些作家，谈论他感兴趣或熟悉的东西，他的见解，他的敏锐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不回避对一些作家的厌恶。例如，一个作家曾经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失去理智。一个作家睁着眼睛撒谎。当一个作家打电话给他时，他的头变大了...除了岳丹这个人物，他也认可自己的作品。他记得、刘、张炜、王蒙、刘震云、丛、张贤亮、雷、等人的作品，他都讲客观独到的见解。他还提醒我写评论要尽量客观，说我批评了一些得过毛奖的作品，有点苛刻。我真诚地接受了，感谢他提醒我以后会注意。

陈忠实 记忆中的陈忠实老师( 二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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